去年的年末，有一天我用过饭后坐在食堂，看到朋友圈一个在成都的朋友标记了建设路——她又去那里吃鸡翅包饭了。
我也去建设路吃过那家鸡翅包饭，和不同的朋友在那边喝过酒，打过麻将。这里也是校车司机堵车时会绕行的中途一站。于是我打开百度地图，试着在两门期末考试之间回忆些美好的东西。我自诩我对这一带很熟，一是因为成都本就不大；二是因为我恰好又是个北方人。于是我顺着建设路向四周看去，看到了一条在地理上经过了很多次却从没记住它名字的路。它叫国光路。路的角落有个大楼，叫做国光大厦。国光大厦其实算不上什么大厦，如果你再结合着它这个名字去理解，你大概就能知道这是个共和国式的建筑物了。解放后的这种叫法层出不穷，就像那时候都喜欢给孩子起名叫卫东、卫国、国庆之类的。究其根本，我当时猜想着这里早先是有个国营厂的——因为它名字的意思是“为国争光”抑或“国家有光”。那时候的国营厂大多都是一个小世界，有电影院、澡堂子，以及那时的人所能想象到的一切。工人们就住在厂子周围，厂子里掌管生活的根本。我猜是先有了国光厂，然后这条路又成了国光路。于是我去查了一下这个名字。其实这短短几行就已经把这个地方的沧海桑田给一个对中国近代史有了解的人讲清楚了。一五——三线——再到公私合营。国光大厦和路牌上的字大概是这个小世界的最后一笔遗产了。尔后我惴惴地——因为你们不知道看到“电子管”和“七七六”对我有多大的触动——同时查询了“七七六”、“七七七”，以及“电子厂”这三个关键词，而后得到了下面的一段话。华光电子管厂（辽宁厂）——是我爷爷工作了接近一生，是我的父姑长大的地方。去年夏天，我甚至都去那里面看了一圈，看我爸给我指原来我爷爷的办公室，说着他原来天天放了学就去那里写作业。我没想到一点好奇心能让我发现，我去过无数次的一条路上竟然坐落着我家三代人几十年记忆所不能割舍的一部分。国光是华光的胞兄。你愣是想不到一个鸡翅包饭能引出这么多故事。这个数字我记了没有多少日子，大概就是去年夏天才记住的。不过“华光”这个名字我大概是从小听到大的。有时候家里吃饭会听到，有时候过年听我爷爷接电话会听到，也会在年夏天的时候听我爷爷和我姥爷聊天的时候频繁提到这个名字。尽管我只在这个厂里真正停留过不到二十分钟，但这好像也是一个我绕不开的名字。我爷爷奶奶是老来得子——我爸和我姑，于是我在18岁那一年——一个法律说你够大，社会又嫌你太嫩的年龄——失去了他们。如果我下面没有另有所指，那大概我所说的“那一年”就都是年。那一年，记得也就是我刚过18岁生日的其中一天：我下了晚自习回了家，刚把自行车推进了门，然后坐下。我妈坐在卧室里，我爸从门外走进来。他跟我说：“奶奶走了。”然后他定了一会儿，又走出去了。就像上面说的，十八岁就是这么一个操蛋又尴尬的年龄。那一天的前一天，学校刚开完高考二模的家长会。我二模大概比稀烂的一模考的要好一些，但还是足够一个十八岁小孩抓着焦虑不放手。就是那么一个你把精力全用来焦虑自己还不够的年纪，你刚过了你的成年，你爸妈在开家长会的前一天告诉你，你奶奶住院了，又在那后一天告诉你她走了；你以为世界上的病都差不多能治好的，于是在你知道人们会把一个人去世叫做“走了”的大脑里，你突然间唯一能想到的是：“这到底是咋回事呢？”那一年后来的事儿都不太顺利，大概是给后面的流年开了个头儿。高考完爷爷开始闹毛病，其实大家都明白，老太太走了，老头儿离不开老太太。后来爷爷一直在住院，就在东直门附近，有时候我会去换我父母的班儿陪护。所以与华光有关的另一些事情其实我倒是记得很清楚。双人病房里还住了另一个老头儿，比他小上十来岁，人看起来很和善，喜欢叫他老哥哥，家里的老太太熬粥也会带上双份。两个人的生活并没有什么交集，于是一切要从头开始介绍。那时候我又听了很多次华光，包括我此前听过的和没听过的。其实我全家就爷爷和我是北京土生土长的，也因此全家只有我和他可以共享地理上的故事起点。在我不丁点儿大，刚有记忆的时候，我以为北京就是全世界了，从志新路的幼儿园回家的路程就是我走过最远的路。小时候我爷爷带我参加清华校友会，我在清华园里看花了眼——永远走不到头的路，密密麻麻的建筑，还有我从来没见过的花花世界。我抬头问我爷爷说，清华是个小城市吗？他一直笑。我长大的这块儿地方，在他小时候应该还被叫做北平。他长大的地方，也就是我的本家儿，总在我向其他人介绍时与安河桥被一起提及，因为很多人可能不知道清河在哪里，但他们大概都知道宋冬野的《安河桥北》。他上小学的时候，日本鬼子先来闹，闹完了就又是二狗子来闹，因此这么来回往复就不得安宁，小学是断断续续换了好几个地方上的。虽然我到现在也不知道“河北村儿的那些小学”是个什么地方，但是他后来上的四中和清华，都是在我第一次听说后很久，才真正了解它们重量的地方。直到上小学了，我还是会和同学们吹牛，我爷爷是清华的。详细的故事是听我姑奶奶讲的，也就是他的姐姐。那年高考天气特别热，上午考完一门午休的时候他回家把衣服给脱了。该巧不巧，衣服让姐姐给洗了，结果准考证还在衣服里——也就被洗烂了。下午急着去考试，心想没有准考证可怎么办啊，但没成想监考老师让他进去了。监考老师说：“你就是上午考试头一个交卷的学生吧？我记得你，进去吧。”我爸爸的爷爷是同仁堂的大药剂师（查柜），于是他从小便是个少爷。大学的时候赶上全国饿死不少人的时候，也就是我奶奶描述“一个窝头要折成两半吃”的那会儿，清华食堂的垃圾桶里还是能见着许多吃了一半的馒头。其实我觉得他大概也不会觉得馒头是好东西：如果你把它和炙子烤肉比的话。他上学的时候和一个上海同学交好，因为全班只有他们两个戴的起手表，也只有他们两个会有钱到出去一起吃炙子烤肉。我知道浪费粮食是件坏事情，尤其是在同胞们食不果腹的时候。只是每次想到清华食堂垃圾桶里的馒头，我都会觉得挺有意思的。早年间的少爷羔子真的是个很有意思的群体，比如我前几天看《大宅门》的时候，听不同的人说“七老爷是个花钱没数的主儿”，每听一次都会笑一次，笑纹从眼角一直泛到心里。上大学的时候，他会把钱放到床铺下面。他告诉同学们，谁有事需要钱就自己从那里拿。就这样，他告诉我，临毕业的时候收了厚厚一沓的感谢信。大学毕业的时候，他说自己必须到需要建设的地方去。导师问他你想去哪，他说去西北。导师咋舌：“那里太苦了……”但是少爷似乎也没想过苦日子到底是啥样的。“还是去东北吧，有工业基础，没有苦到头儿。”于是，不管你到底叫这地方北平还是北京，他听了这话，就这么一生头一次离开了这地方，去了一个现在北京六环以外的地方。报道的那一天，他下了火车，来到了锦州。下了车没人接，东北一个不大不小的城市和首都是不一样的光景。介绍信上写的是“兹有……至国营七七七厂”，可公交站牌上也没有写这么个地方——但是有个叫华光的地方。于是就上了车，往那去。下了车发现还真来对地儿了。厂子的保卫科老头儿说是原来打过仗，别着个盒子炮站在门口儿。他跟老头儿说，我来报道，然后把介绍信递了上去。老头儿瞅了他两眼，把介绍信接过来，紧着眉头看了半天。我听这个故事讲到这的时候，隔壁床的老头儿还有我们爷俩都在笑——因为别着盒子炮的老头儿把介绍信拿反了，看了半天结果压根儿就不识字儿。等盒子炮把他放进去之后，他看见食堂门口的黑板上写着：今日供应，大饼。他很奇怪，心想着老师说苦的地方吃的怎么还这么好呢？还有白面大饼吃？结果一进食堂才发现，是玉米面的饼子：东北人叫大饼。大概也只有少爷羔子会闹这种笑话。吃饭的时候就感觉身边人多了起来，就感觉身边有人在盯着自己。后来打听才知道，厂里的工人——尤其是女工——都听说我们这来了个清华的大学生，都想看看到底长啥样。就这么，从这一天开始，以厂为家地生活了几十年，直到约莫我出生。从年开始，我印象里的他和别人口中的他其实不一样。从小我就有个很模糊的感觉，那就是做了什么坏事儿去找我爷爷就对了。刚开始和他学象棋的时候，他说让我一副车马炮，我不乐意，转头儿把另一副也给撤下来了。我当头炮他拱卒，我跳马他拱卒，我出车他还在拱卒。我们俩就一起笑，笑纹从眼角一直舒展到心尖。不纨绔的少爷其实是个很可爱的群体，比如他要求和我一起学打字和用智能手机，总看着我听不懂的凤凰新闻，带我一起看各种体育比赛。我men一起看中国女排，一起看女乒，一起看马布里，一起看国安，甚至一起看了我人生中第一场NBA。我以此认识了好多同辈人没听说过的名字，比如陈忠和，王一梅，郭跃，丁宁……后话是，那一场NBA恰好是年的总决赛，他一直在给我介绍科比，但我觉得穿绿衣服的这个队伍好酷。队里有个一直在得分的高个子黑人，张卫平一直用他的北京口音念着这个人的名字。再后来，我喜欢了这个高个子好多年，甚至和这个高个子起了个同样的英文名。再后来，我来到了波士顿。在看陈可辛《夺冠》的时候，我看到黄渤演的陈忠和情不自禁地笑了出来。朋友问我在笑什么，我说他和陈忠和长得一点都不像。他不懂我在笑什么，因为他和他的世界都不认识这个我爷爷骂了几百次的人。还是那会儿，暑假爸妈忙的时候，会把我送到爷爷奶奶那儿去。每天都高兴的不得了，因为觉得和我爷玩本身就特别开心，而且他又惯着我。我每天都和他们一起去一趟公园，他会带着我一起爬公园里最高的假山，告诉我从山底爬到山顶大概有几步，手要抓住什么位置，脚又要落在哪里。我记得，在无数次失败的尝试后，我第一次跟随他爬上山顶的那一天，夕阳刚好落在一个离地平线不远的地方，远处有云彩，但阳光撒在他脸上，把他对着我的每一条笑纹都照的清清楚楚。相信我，如果你现在把我放到那座假山面前，我还是会按照当时他教我的方法爬上去。他是我幼时世界很高大的一部分，会在我手笨组不起四驱车的时候让我去干点别的。等我再转过头去看的时候，一个完整的四驱车就向我开来；也会冲我节俭的奶奶发火，为的就是我闹着每天在公园要吃一根冰棍儿，可我奶奶不给；会迫不及待做所有我爱吃的东西，尽管少爷大半辈子都从没做过饭。四驱车后来我拿到学校去玩了，还把别的小孩儿的车给撞散了，我告诉他，这是我爷爷给我装的，我爷爷是清华的；我也还记得我那时候吃的冰棍儿，每次都是我坐在假山上装孙行者，爷爷买完后笑着回来给我：有小布丁儿，有玉米棒，还有我第一次吃的时候酸掉了牙的酸奶冰棍儿。他跟我说：卖冰棍儿的女的说这个是新出的，好吃。快二十年了，这款的包装一直没变：草原和牧场。一直到上大学，每次吃的时候我都会想起那个站在假山上装孙猴子的者行孙，小胖墩儿；凉拌海带丝，拌心里美，西红柿炒鸡蛋和荷包蛋、炸油渣儿，卤肥肠。吃这一生第一口肥肠的时候，他用尽了全身的力气让我尝尝，只因为让我知道了这是猪身上哪个部位。最后闹了半天，我哭着说：“真香。”这就是我眼中的他，永远是我最好的伙伴，永远说着北京话，每次见了我都会和我互相奔赴，一边向我走一边说：“孙子，您可来了，想死您了！”还有我从小看到大的笑纹。只是这种独一无二的印象大概是我独享的。老辈人都说“四叔”或“四舅”的脾气不好。我第一次听到这话的时候，待它如天方夜谭。我自认为他是我一千零一夜中的阿拉丁神灯，从来如此。我想着，二奶奶把白景琦赶出了家门，却对扶不上墙的白敬业溺爱至极，这是不是一种相似的感情？记忆确实是个很有意思的东西，当你在回忆一个爱你的人时，你总是会优先想起那些只和你有关的事情，却很难瞬间想起与你无关的事情。就是那一年，在我陪了他一个夏天过后，临近新年我见了他最后一面。过了几天，他走了。最后那次，我见他整个人都被病拖得瘦脱了相。我都18岁了，“孙子，您来了”这种话自然是很多年没听过的了。我看见他已经一点力气都没有地躺在病床上，有人跟他说：“嘟嘟来了，”他的眼睛马上亮了起来，扒着空气也要离我近一点。这大概是我最后的记忆，就像我小的时候扒拉着空气要往他怀里蹦一样。“他喜欢他从大学毕业后一直干出来的工厂，他喜欢他的事业。所以最后爷爷被工厂一纸调令调离的时候，爱厂如家的他一直觉得，厂子就算剩下最后一个人也应该是他。但是体制内的事就是这样，种树的人不多，最后果子熟了，自然就有人来摘了。最后，工厂被私有化，爷爷从公务员的位置上退休。那几年，日子清闲，但他不开心。说得最多的一句：‘我的时间都让狗吃了’。”我记得半夜熟睡却被喝到酩酊的曹厂长扰起来的我爸，厂长笑着对他说：“外国人说了，我喝一杯，设备给我减一百万。”我记得他从德国出差带回来的卡西欧电子琴还有电冰箱。在北京中转的时候，有个人出能买一辆车的钱买那部冰箱。后来我总是喜欢把这部被折成奔驰的冰箱再换成那时候的四合院。我还记得十年浩劫的时候，革委会来家里闹，把电灯泡给打碎了，他面不改色把革委会的电灯泡拧了下来安在家里了。篇幅有限，和与所爱之人共处的回忆相比，记忆更加有限。我们喜欢望着来处给自己找个去处，于是一边走一边想：人要长大真是个痛苦且漫长的过程，这一路，从起点到终点要丢掉很多人。我们回忆别人，然后也被别人回忆，扪心自问自己是不是付出了生命、时间，以及感情。年轻时候的率真，在后来看来不过是一场冲动；反倒是原来不懂的一切，却是本该珍惜的一切。智者说，做对的事永远不晚，思辨的过程却像是在和苏格拉底一起逛苹果林。刚上大学的时候，我在电影院里泪如雨下地看《寻梦环游记》，因为当时我在思念他。我爸喜欢，尤其是在谈到这些故事的时候跟我说：“每个人都是站在父辈的肩膀上。”我承认这话不假，但是我今天不讲这个，我只缅怀他，缅怀一个很爱我的少爷羔子、高材生，以及厂长；缅怀一个丈夫、父亲，和祖父。所有人都惊奇，为什么不时不晌地说了这些？因为他的故事永远值得我缅怀，不分昼夜——每一天。曹凯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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